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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市中學——荊州的“西南聯大”

日期:2019-02-22 來源:荊州日報

◀參軍的原省立四高學子們的合影。(沙市中學秦卓瓊提供)

▲松滋苦竹寺遺址,現為松滋二中校園。(@文恒甫提供)

1937年,盧溝橋事變爆發,日本全面侵華。

相比于軍事侵略,日本人意圖從文教上摧毀中國國民的民族意識,文化滅國的手段更加陰險。

整個華北,已容不下一張平靜的課桌。

所幸當時國民政府早已看透了倭寇的狼子野心:“國家亡了還可以復興,文化亡了就全亡了。”

為挫敗日寇陰謀,保留全民族科技文化精英,是年,北大、清華、南開三所大學輾轉數千里,南遷至長沙岳麓山下。

一年后,三校師生兵分三路,再次西遷至云南昆明,成立了著名的“西南聯合大學”。

大師輩出的西南聯大雖然只存在了8 年,但整個20 世紀,聯大畢業的各屆學子撐起了新中國科學技術人文歷史的半壁江山。

鮮為人知的是,在我們這個城市的教育史上,同時期也曾有一所學校,在1941 年至1945 年的5 年時間里,全校師生在戰火硝煙里櫛風沐雨,徒步輾轉1600 公里,高擎“文教救國”的旗幟,為全市保留下知識的火種,直至抗戰勝利北歸沙市。

南渡

1940年,“二戰”陷入相持階段。

彼時中國的半壁江山,包括武漢已淪于敵手,陪都重慶成為全國政治中心。

6月8日,34萬英、法軍隊從敦刻爾克海岸撤退至英國本土后的第四天,日軍第六師團攻占了荊州和沙市。

其時湖北省政府已搬至恩施。

民國時湖北分八個行政督察區,荊沙屬第四區。

第四區行政公署,也就是荊州市政府,和部分不甘心在淪陷區做亡國奴的荊沙市民,遷到日軍尚未過江占領,還屬于大后方的松滋。

次年,為了延續民族文教血脈,省政府決定在八個行政區各設一所高中,可下轄初中部。

省立高中在當時的荊沙是破天荒頭一遭,也是有史以來本地第一所正規高中。

荊沙區域高中的校址暫設于臨時政府所在地,松滋街河市苦竹寺內。

校名為“湖北省立松滋中學”。

那一年7月,臨時政府工作人員和流亡后方的沙市市民,就已得知要辦學的消息,籌備組已進駐,大家翹首以盼。

但過了9月中旬,學校一直不見動靜。

直到9月底的一天清晨,周邊的市民們忽然發現苦竹寺山門前貼出一張招生啟事,啟事上云:為抵御倭奴,復我河山,養成高尚之品格、淵博之學識、創新之精神并野蠻之體魄的新國民青年,湖北省立松滋中學開課納生,首批擬招生員六班,各班五十人,學資及膳食費全免,自本日計三日內報名,逾時不候,三日后集中試選,預賀題名。

那個時候雖然沒有手機微信、QQ,但是省立中學招生的消息還是傳遍了江南江北。

一時間街河市街頭人頭攢動。

報名的學生以南渡的荊州、沙市人為主,還包括松滋、公安、長陽、五峰等附近縣鄉,甚至淪陷區的江陵、監利、潛江也有考生前來。

三天內報名人數逾千人,經選拔,300名學生進校就讀,校長為張耀先先生。

那時中學教育實行學期制,不同于現在的學年制。

所以首批招收的六個班,是初一至初三的上下各一個。

苦竹寺的經堂即為教室,禪房則是老師及學生宿舍。

佛祖釋迦牟尼在大殿上,拈花含笑望著背誦畢達哥拉斯定理的學生。

上門還愿的香客,會驚奇地在早課的誦經聲里,聽見“where are you come from”的靈魂拷問。

而每個夜晚的藏經閣里,學生們研習尚吾生氏(J. J. Thomson.)原子模型的熱切眼光,在一盞盞豆油燈下熠熠發亮。

晨鐘暮鼓時分,回蕩在寺廟里的,是悲愴的合唱《松花江上》,或者《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》。

第二年,該校正式更名為“湖北省立第四高級中學”,簡稱“省四高”。

西遷

1942年冬,江北日軍渡江進攻江南,第四區臨時政府朝不保夕。

為保住民族的希望,省教育廳通知“省四高”遷校至大后方恩施。

一夜之間,四高師生收拾好書籍、教具、衣物等物件,踏上漫漫西遷之路。

此一去,直線距離372公里,民國時兩地間唯有清江沿線一條鄉間公路可通,全長逾600公里,途中還要翻越兩架大山。

當年西南聯大從長沙遷至昆明,其中有一路,由校務處進行嚴格體檢,挑選了300名精壯的男生,由國軍的黃師岳中將率兵護衛,在聞一多等十幾名教授的率領下,一路走到昆明。

“省四高”的師生們享受不到這種待遇,沒有軍隊護送,一路徒步前行,只有省教育廳下發的一紙文書傍身。

多年以后,清江邊的鄉民,還會回憶起1942年冬天的那一幕。

在熹微的晨光里,31位教師,率領300名十幾歲的少年,或挑或扛或背,迤邐而來。

他們雖然面有菜色,但臉上洋溢著堅毅與果敢的笑容,歌聲表達著“抗戰到底”的決心。

一路上,渴了喝溪水,餓了埋鍋造飯,累了就地坐下互相挑腳泡。

每到一地,憑教育廳文書與村公所聯系,安排住宿。

各村公所不敢怠慢,在鄉紳富戶家里優先安頓學生,有的甚至與當地“土匪”打好招呼,不得劫掠學生隊伍。

就這樣走走停停一個月,終于勝利到達恩施,在臨時省城暫借校舍,繼續辦學。

半年后,日軍進攻江南失利退回江北。

1943年秋季開學時,師生重回街河市報到。

但松滋街河市始終處于敵我交戰前沿,隨時會有刀兵之虞。

校方經過慎重考慮,決定二次西遷,另尋永久校址。

二次西遷的目的地,選在了長陽資丘鎮西灣桃花山,當地的一間地主莊園成為了新校址。

就這樣,全校師生再一次用自己的雙腳,一步一步丈量了松滋至長陽的200 多公里山路。

從此,“省四高”在資丘安頓下來,直至抗戰勝利。

弦歌

國難時期,一切從簡。

在整個大后方經濟處于崩潰的邊緣時,國民教育的開支并未減少。

“省四高”學費與伙食費全免,每年發一套校服。

但生活之清苦,現在已難以想象。

那時沒有白米,只有簡單脫去了穗沒有去糠的粗米。

學生8人一桌吃飯,菜只有一碗清炒蠶豆。

一月打一次“牙祭”,有個香椿炒雞蛋就當過節了。

無板凳坐,有板凳學生也不愿坐。

因為站在桌前,筷子至蠶豆的距離最短,有制空優勢。

當年該校學生大多練就了一手夾蠶豆“穩、準、狠”的絕活,木筷出手,絕不走空。

三年高中讀下來,別的不說,武俠小說里少林和尚“筷子夾蒼蠅”的神功當可修成。

要想吃得飽,還有個“添飯攻略”,老生們一般不告訴新生。

就是第一碗飯先盛半碗吃著,吃完后趕緊再添一滿碗,這樣總量是一碗半。

不明就里的新生上來就添一滿碗,等吃完想添第二碗時,飯桶已經空了。

學校搬到長陽后,飲食上充分體現了“就地取材”的特點。

長陽盛產苞谷,至今長陽的苞谷酒還是赫赫有名。

于是學生的早餐變成了玉米糊糊,中晚餐吃苞谷飯,8個人半桶合渣當菜。

合渣,就是黃豆磨的豆渣,配上青菜,加入辣椒和鹽煮成。

如今去長陽旅游,“合渣火鍋”依然是當地本幫菜的“頭牌”。

抗戰時期物資匱乏,教科書供應不上。

往往只有老師有課本,學生只能按黑板上的板書自行抄寫,老生升級時會把筆記傳給下屆新生。

生活雖然艱難,但大家的學習絲毫不放松。

1944年,知識青年參軍抗日的熱潮席卷全國。

一寸山河一寸血,十萬青年十萬軍。

“省四高”也有多名學生投筆從戎,血薦軒轅。

當年這些莘莘學子們,在國破城陷的存亡之秋,蔑視投降論的哀嚎,排除萬難,輾轉千里,艱苦求學,弦歌不輟,這本身就是一種穩定后方人心的力量,讓迷茫的民眾們看到了民族復興的希望。

而這一切,只因全體師生心中有一個堅定的信念:正義必勝,中國必勝。

這種對國家和民族的高度責任感,支撐著“四高”的學生們度過了三年的長陽時光。

北歸

1945年8月15日,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。

華夏大地一片歡騰,群情激昂。

“四高”宣布放假3 天,全體師生涌入長陽縣城,加入到了全民狂歡之中。

作家齊邦媛在小說《巨流河》里描述了當年陪都重慶的歡慶盛況。

日本正式投降時重慶的狂歡,是我漫長一生所僅見。

隨著廣播的聲音,愁苦的大地灌滿了歡樂,人們丟掉平日的拘謹矜持,在街頭互相擁抱,又跳又笑,聲嘶力竭地唱“山川壯麗,國旗飛舞……”這樣的愛國歌,說是萬人空巷還不夠,黃昏不久,盛大的火炬游行燃亮了所有的街道……

9月5日,荊沙日軍投降儀式在沙市公共體育場舉行。

遠在萬縣參軍的原省立四高學子們得知家鄉光復的消息后興奮異常。

次年元旦,他們聚集在一起拍下了一張慶賀抗戰勝利的合影。

這可能是迄今為止存世的,“省四高”學生民國時的唯一一張照片。

抗戰勝利后,第四區行政公署遷回沙市,“省四高”也醞釀北歸。

1946年,“四高”搬至荊州城西,以開元觀為宿舍,左近的一所教堂作教室。

1947年秋,“四高”遷至沙市城區庶園路的童家花園,更名為“湖北省立沙市中學”。

當年,國師校長汪奠基先生在童家花園教學樓落成時,親提樓名“習坎”,勉勵后來學子勤奮學習,不忘苦難。

“習坎”二字正合“四高”建校以來輾轉辦學的艱辛,與全體師生不屈的信念,遂成校訓。

抗戰時期的前幾屆畢業生,有的戰時從軍,有的考入高校,成為戰后復興以及新中國建設的民族棟梁,有的留校任教,把“習坎”精神傳承后世。

在他們的感召下,沙市中學后世學子里,走出了樊明武、王明庥、官春云、葉聲華等多名中國工程院院士,以及無數高科技、高素質人才。

桃李芬芳,名滿天下。

文教救國,大愿已成。

每當早自習的鈴聲響起,

朗朗的讀書聲傳來,

我們的思緒又會回到77年前,

那個遙遠的冬天,

仿佛又看到了,

在風雨飄搖、山河破碎的大時代里,

清江邊那群打著背包,

快步行走,歌聲嘹亮,

剛毅堅卓的少年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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